戊戌变法过程及事件
作为师生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的思想具有渊源关系;作为戊戌政变的领袖，两人拥有相同的政治诉求。尽管如此，康有为、梁启超在学术上、政见上存在诸多差异，分歧时有发生，甚至两人不合的传闻在坊间不胫而走。有人说梁启超的宣传和护法成就了康有为，也有人说，康有为的掣肘阻碍了梁启超思想的自由发挥。胡适更是评价梁启超不得良师，直接将矛头指向康有为。于是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的关系随之成为百余年来道不尽的常新话题。梳理康有为、梁启超的思想异同，探究两人的相互关系，不仅有助于客观评价康有为、梁启超的思想，而且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戊戌启蒙四大家的关系。
戊戌变法后，康有为原形毕露，康梁二人分道扬镳
在戊戌政变失败逃亡日本——特别是接触到大量西方学说之后，梁启超的思想发生巨大转变，转变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在平等、自由和宗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康有为产生差异，甚至发生激烈冲突。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对此毫不隐讳，并且说明了其中的原因：“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，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，屡责备之，继以婉劝，两年间函札数万言……启超自三十以后，已绝口不谈‘伪经’，亦不甚谈‘改制’。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，国中附和不乏。启超不谓然，屡起而驳之。”引文的前半段记载了康有为对梁启超的训斥，透露出由于梁启超日倡革命排满共和，主张兴民权，导致与康有为在关于自由与服从、“开民智”与“兴民权”等问题上的分歧;引文的后半段记述了梁启超对康有为思想的反驳，表明此时的梁启超已经放弃了早期“述康南海之言”时对孔教和诸子百家关系的认识，由于找到了自由和其他西方思想作为武器，不再像康有为那样，假借孔子托古改制而倡言社会改良——随之而来的是，梁启超不再像从前那样，极力为康有为的这些主张摇旗呐喊，而是屡次奋起予以驳斥。
无论是康有为对梁启超的“屡责备之”，还是梁启超对康有为的“屡起而驳之”，都可以想象两人之间冲突甚多，争议不断。其中，最本质的分歧简言之都可以归结为自由问题。对此，梁启超写道：“中国思想之痼疾，确在‘好依傍’与‘名实混淆’。若援佛入儒也，若好造伪书也，皆原本于此等精神……康有为之大同，空前创获，而必自谓出孔子。及至孔子之改制，何为必托古?诸子何为皆托古?则亦依傍混淆也已。此病根不拔，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，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。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，康、梁学派遂分。”在梁启超看来，康有为将孔子包装成托古改制的祖师爷和孔教的教主，使孔子带有“神秘性”，无异于在打倒一个权威的同时，又别立一个权威，是对自由的蔑视;更何况康有为所讲的孔教实质上则是“康教”，既然离孔子思想甚远，却又依傍孔子的权威，是缺少独立和自由精神的表现。这些做法都是对精神自由如饥似渴的梁启超所无法容忍的。于是，梁启超对康有为的思想发生怀疑和动摇，开始别求他途，转而输入西学。这用梁启超本人的话说便是：“启超以教授著述，大弘其(指康有为——引者注)学。然启超与正统派因缘较深，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，故末流多有异同。有为、启超皆抱启蒙期‘致用’的观念，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，颇失‘为经学而治经学’之本意，故其业不昌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。”由于输入欧西之学，梁启超持论屡屡与老师不合便在预料之中，由此而来的“康、梁学派遂分”也就是或早或晚的事了。
康有为私德混乱，欺世盗名
康有为一生中很多次遭到清政府缉杀，数次流亡国外，中学西学在他思想内激荡，因此他身上折射出诸多矛盾，往往言行不一。比如，他提倡男女平等，一夫一妻制，可是自己却妻妾成群，且处处留情。在辛亥革命后，他宣称“冒万死以保旧俗语”的五俗之一便是纳妾。
戊戌政变后的9月24日，康有为在上海被英国船只“重庆轮”所救，《我史》声称听说光绪帝遭遇不测，“痛不欲生，即预为蹈海计”，并当即写下绝命诗和遗书，结果为英国人濮兰德拦阻。但根据英国领事的报告，康有为没有欲投海自尽和写遗书之情事。康此处自述，显然是自我标榜对光绪帝的忠心，彰显儒家强调的君难臣死之节义。
变法思想幼稚，康有为属于极端的理想主义者
康有为奏请废科举、办学堂、练新兵、兴商务等，无疑具有进步意义。但是，他一本正经提出的变法措施，常常包含荒诞、无厘头、根本不具备可行性的内容。《我史》一书中，康有为还透露了一个比售卖边疆领土更为疯狂的“救国之道”：中日合邦。康说：“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，定稿极详，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，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。而俄人知之，矢野君未敢。”
康梁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决定了在以后的历史评价中的不同，从公正的立场上来说，在戊戌变法的整个过程中，康有为确实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，而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学生，不可能也不愿意超过乃师，是梁启超的无奈之举。康有为的思想主宰了整个戊戌变法，不论是政府架构，还是施政理念，康有为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，这是梁启超所不及的，不必为梁启超叫屈。但戊戌变法的失败，也因为康有为，康有为在政治上是投机者，他之所以主张变法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自己想进入国家权力的中枢机构，带着这样的投机心态，康有为开启了表达机制，但一旦变法失败，康有为就溜之大吉，而留下戊戌六君子引颈受戮，康有为却风流潇洒地旅行世界各国。梁启超却是个十足的书生，一个标准的学者，在变法失败后，梁启超忠实记录了戊戌变法的过程，用他的当事人和严格的学者身份，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录。今天的中国，一部分所谓的儒家学者抬高康有为的历史地位，认为儒家的复兴，就是要接着康有为的公羊春秋学的思路走下去，纯粹是无稽之谈!中国政治的发展，是要破除君主立宪的藩篱得制约，充分发掘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，在政治上进行彻底的改革，赋予人民充分的权力，使人民成为国家治理的真正的主人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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